证研视界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第一项工作重点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拉动消费的基础，是居民收入的增长，如何增加收入？直接发太多的钱又行不通，也不是长久之计。

在我看来启动股市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立竿见影，四两拨千斤的选项。

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主要沉淀在三大蓄水池里，一是房市，二是股市，三是银行储蓄。

居民的房产是第一大蓄水池，占老百姓财产的60%，房产+房贷，不少人不仅把以前的积蓄扔在了房产里，而且把未来二十年的收入也“透支”给了房产，变为“房奴”后，哪敢轻易消费啊？更何况房屋是用来住的，哪来变现机会呀！

股市通常说80%以上的散户是亏钱的，那机构呢？去年百亿大基金80%是亏钱的，其中4成亏损达20%，1成亏损达30%，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指数好像变化不大，为什么亏损那么大呢？数一下券商抽走的佣金，基金收取的管理费，交易所收取的手续费，税务部门收取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一年估算一下还是挺大的，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2022年达2759亿元，交易佣金估算2500亿，这些缩水5仟3百亿的资金并不反映在指数里，也就是说即使指数年年不变，但反映在流通股股东的净时值每年要减少了5仟3百亿，10年就是5万3仟亿，他的直接贡献就是创造了券商基金行业的就业，和国家巨大的财政收入。

一年高达2759亿元的印花税其税率应该有下调的空间。

如果启动股市，指数能长涨30%，50%，那一亿八仟万投资者（按整体算），财富增长30～50%（这只是一个大数假设，不细究具体时值增长多少，不讨论个股上涨其实有多种原因），请问你挣了好几万，不上个饭馆？挣了几十万不添个大冰箱，不出去旅游一下？挣了几百万不换个车，改善一下房？挣了几千万，看见豪宅豪车奢侈品也心不动？

股市的赚钱效应必然让休眠账户重启，让不炒股的新人入市，也将吸引巨量的储蓄资金部份转化为股市资金。

股民的率先消费将直接刺激（当然包括非股民在内的）企业的就业和效益的增长，消费提升了，就能拉动运营链、供应链、产业链，整个内需就撬动了，形成经济良性循环。这就是股市火、消费旺、内需活、经济强的全面复苏之路。

或许有人讲，要搞好股市不是年年在讲吗？那为什么股市指数多年就是原地不动呢？问题出在供求失衡，2019年6月1日我在公众号上发表了《对中国股市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30条建议》的文章，股市供求资金的严重失衡，是导致股市起不来的根本原因。股市入市的增量资金抵不过融资流出的资金和交易中产生税费失血的资金，比如2022年沪深交易所（不含北交所）筹资（包括公开发行，增发、定向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转股）15109亿（2021年是16743亿），交易产生的各种税费5300多亿，新公司上市后原始股东减持套现5000多亿，三项合计每年流出，2万7仟亿（如果按2021年估算则更高）。股民对社会对财政的贡献劳苦功高。

因此反映在市场上炒股的资金只能左手换右手，所谓不断变化赛道，打的就是运动战。

如何启动股市（不仅限于A股，B股H股，以及不出金融系统性风险），在此提出以下十条建议：

有人会说股市有风险，请问四大国有银行有风险吗？上百家央企你信得过吗？如果连这些你多不信，那还让老百姓进入股市干吗？更何况当下正提出要对国资估值重构，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估值中枢必然抬升。

历年土地（房产）收入要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土地财政的好日子肯定一去不复反了，现在提出土地财政要向股权财政转移，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优质的上市公司股权绝大多数是央企，地方国资（财政）拥有优质的技术+资源的上市公司并不多，投资上未上市的企业，包括地方招商引资时作为LP投入在股权投资基金里，这些其实是风险投资项目，先别说今后股权上市了，这些股权能增值多少，能分红多少，可能有的股权投资会血本无归。

而央行可以在5000多家上市公司找最安全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价值的，百年刚需的，技术垄断的优质股权，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资产已占A股全市场的6成，净利润也占了6成，市净率为0.86倍（而全市场市净率是1.6倍），有些中字头企业的股息已高于存款利率，有绝对的投资价值。当然也应该投入既有成长性又在全球高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硬科技公司。

本人认为央行购买上市公司股权第一年不少于4万亿，以后每年不少于1万亿，这应该是保守的建议，相比美国2020年疫情后一年时间里向居民发放了近4万亿美元，这个的数字并不夸张。

若以4万亿股权时值计，按2%的股息，每年会有800亿的社保资金增量，其二避免了某一年开始用国有股减持来䃼充社保基金引发的股市震荡（前者不采纳的话，后者只是时间问题），其三，国资委最新提出：探索国有权益份额规范化退出的有效方式和途经，那么最好途径是国有权益退出，由央行通过大宗交易接盘，也不会引发二级市场震荡。

对央行直接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其实国际上早有先例。

日本央行在近4000家上市公司中，进入上市公司前10大股东的已占40%，其中有5家成为第一大股东，力度还是蛮大的。所以不必对这一建议大惊小怪。

本人乐观的判断，有了增量资金，不仅股市能大涨，股民有赚钱效应，央行增发的专项货币资产也必然增值，同时为补充社保基金增加一个很好的途径。

其实货币政策是为经济服务的，不能过份的强调其独立性，货币决策委员会要有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法人”委员参加，包括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部门的人参加，减少金融经济学的专家委员，增加统管全局的实务部门“法人”委员，包括金融安全局、银保会和证监会。日本央行归财政部管也是有其道理的。

本人在各种媒体多次呼吁要增加股市入市比例，公务员、政府高级官员也要带头就像当年买爱国公债一样参与证券市场，股票的ETF基金是有几十个甚至百余个股票自动配置的股票基金，没有人为的“消息因素”，ETF的FOF基金更是由几十个ETF基金组成，完全避免了信息不对称、内幕交易和各种人为因素带来的不公。

简而言之，没有丝毫舞弊行为，没有丝毫内幕交易，有谁能反驳我的吗？建议监管部门大力推行这样的ETF“FOF”基金，为证券市场入市资金助力，恳请官员们和小股民们一起入市，为振兴股市，为服务经济共担责任，俗话讲：信心比黄金贵，在股市更是如此。

也包括用境外人民币设立的各类金融机构都给予优先审批。

第三第四条都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降低过多的外汇储备集中在某些外国货币或国债，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可能被不友好对待甚至被冻结，这样能把最大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尽可能的降低。

吸收外资是吸收境外资金并不等于吸收外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比例的加大吸收国外人民币投资的比例也会加大。

企业上市融资，投资者拿出那么多钱，是股民们看到你这个企业招股说明书写的很好，愿意把钱拿出来，跟你企业一起发展，希望你成为百年老店。但不能上市三年五年后大幅减仓，甚至清仓减持，如果你上市前公告我六年后将清仓减持，谁还会投你。现在甚至亏损的企业清仓减持还能拿到到十个亿、二十个亿，然后移民出国，对这样的大股东难道不能有一点“惩罚”吗？

我多次写文章建议对控股东清仓减持的，要支付对价，比如减持到50%以上部份的金额，要支付一半给流通股股东。

假如当天减持一个亿，则当天流通股股东可分得5000万，当天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作为股权登记日，第二天按比例派发对价收益，如果第二天又有减持，则第二天流通股股东再按当天的持有量作股权登记日，以此类推，请问这样的减持会引发暴跌吗？当然不会。

话说当年的股权分置改革采用支付对价的方式是对的，但什么时候支付的方法错了，应该是什么时候减持，什么时候支付对价，不减持不支付，“10送3”只是一个契约，不是立刻支付，就像订了1100多架C919国产大飞机，只是要约，现在不能交付了，也不存在退钱，高级会计师+律师的背景告诉我，应该是银货两讫呀，当年大股东支付对价后并没有马上减持，但当时的流通股股东，拿到了零成本的10送3的股权（有的拿到了10送4），2007年10月16日历史高点6124点是流通股东不当得利和暴涨的赚钱效应的情绪叠加所为，2008年1月大小非开始了集中减持，事隔一年的2008年10月28日，指数创下1664.93点的最低点，跌幅达73%，有些专家学者念念不忘歌功颂德自己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作用，难道这就是伟大的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就吗？非也！

后来证监会聂庆平（中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知道后，问我为什么不早讲，我说我发在网上了，没人理我。

顺便再说一下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第二个被采纳的我的建议：

时间应该是2006年1月， 上海“两会”期间，我在市政协早餐厅遇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勇，我跟王勇说，你们股权分制改革搞网络投票，为什么还要专门设计一个投票软件啊？完全可以利用现成的交易系统，交易系统买卖股票可以打代码、可以打数量、也可用来清算，为什么不可以用来投票呢，打数字1表示同意，打数字2表示反对，打数字3表示弃权，这样的话，不管原来你是电脑委托的，电话委托的，还是现场委托的，你原来用什么方法委托就用什么方法投票，否则的话，人家没有电脑的或者不会下载软件的，就无法投票了。王勇听后，想了5秒钟马上说：谢总，你为什么不早点讲，我说，你们都是专家，我以为你们会用这种方法的。大概时隔一年，王勇约我送我一个移动硬盘，跟我讲，上次你讲的利用交易系统投票的事情被采纳了，但事情并不简单，原来证监会要求上交所和深交所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网络投票分别拿出设计方案，由证监会来评选，经专家鉴定后，上交所方案胜出，并由尚福林主席签发确定了。你讲了利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方法后，我觉得很好，简单、方便、通用，我立即向（上交所总经理）朱从玖汇报，朱从玖也觉得很有道理，立即向尚福林主席汇报，尚福林主席征求有关人员意见后，重新签发了上海新的方案，即利用现有的交易系统进行投票。后来上交所利用交易系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投票的方案获得了证监会年度二等科技奖，所以今天向你汇报。

在此我要感谢王勇的勇气，能够否定自已已被尚福林主席签发的方案，也要感谢朱从玖自找麻烦勇于向会领导纠正原方案的不理想，当然也要感谢尚福林主席善于听从意见，重新签发。

股权分置改革投票虽然早己结束了，但利用交易系统对股东大会决议投票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大股东回避投票的表决，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投票机制。顺便说个案例，“肖”的西水股份，董事会决议要对三家公司进行友好担保4个亿，我在上证报上发难，写了一篇《从一起友好担保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章，揭示了友好担保不是简单的盖个章，而是担保企业立即产生了一笔4个亿的或有负债，其实担保企业比如爱使股份也是“肖”的公司，虽然现场会在包头，但是散户们用网上投票否决了董事会关于担保4个亿的决议（当然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包括我受到了威胁，不展开了）。

话说1997年8月26日“太平洋盆地国家金融财政年会”在上海举办，担任“国际证券市场分会场”的主持人是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屠光绍。笔者作为君安证券副总裁应邀作了关于《B股应向境内投资者开放的八点建议》的发言，主持人屠光绍戏称《八点建议》为“谢八条”（当时有个“江八条”），上交所副总刘波则开玩笑说：“今天B股涨停你要负责任的”。不出所料，《八点建议》立即在沪港两地市场引起了极大反响，B股当天大涨，成为后来几年的“天花板”。

三年半后的2001年2月19日上午十一点，证监会紧急通知沪深两地交易所B股立即停止交易。当天晚上证监会宣布：经国务院批准，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五天后复牌。

复牌后B股指数连拉五个涨停板。堪称中国B股市场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机遇。由于向境内居民开放的正式入市时间是同年6月1日，深B指和沪B指平均涨幅己达2倍，结果全部套在历史最高点。

我呼吁“回购B股、增发A股”的方案提了一年又一年。

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曹主任委托上证报理论版周记者，找到了我（时任国联安基金督察长）、金晓斌（时任海通研究所所长现海通证券董秘）、和李康（现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曹主任说，2007年A股市场基本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明年应该可以解决B股的历史遗留问题，想听听各位建议，如何解决较为妥当。

本人提出了，采用“回购B股增发A股”的解决方案，无论从B股投资人、A股股东、上市公司，以及外汇管制等方面都实现共赢（因为B股价格只有A股的6折7折，甚至5折，回购和增发空间很大）。对于我的建议，在场几位专家都表示认同。同时，在2008年1月2日《上海证券报》新年开市第一天的新年特刊上撰文《2008年中国股市十大猜想》，其中猜想之二就是“回购B股增发A股”的方案。

由于本人长期分管金融企业的风控，因此2007年就在上证报上揭示大量持有美债的风险，出路是购买广义的硬通货不可再生资源，现在又有一个出路就是购买全球股市估值洼地的H股港股，现在H股的股价分红率不少已有超过银行存款利率，已有绝对的投资价值。

关于为什么要购买不可再生资源，早在2006年5月23日，本人在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从中国崛起与3+1的世界货币趋势纵论中国股市》一文，主要观点：世界将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亚元）三大货币的趋势，加1就是加以黄金为代表包括白银、贵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为代表的货币化资产，换言之，就是三大信用货币+不可再生资源的实物货币。

2007年9月5日，本人又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硬通货”是国家外汇储备和投资的主渠道》，提出国家外汇储备和投资的主渠道应该是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化资产，即广义的硬通货，反对超量的购买美国国债，提出国家外汇管理局应该增设实物资产管理司，储备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化资产（包括白银有色金属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同时提出国外收购资源，国内储备资源，为降低资源的物理成本，国内可采取少开采不开采代替储备，（日本进口煤炭不是运到发电厂的，而且倒在浅海边的，这就是储备）。

第六第七条，一是提振整个港股市场的估值，二是正好减持美债，一部分用于B股的回购，一部分购买H股和港股。

据说现在部分减持的美债部分转为购买美国企业债，这个方向也是错的，从美国撤回来的资金不如购买在港的中国央企、国企在港股中的股权。

价格笼子唯一积极的作用就是：有效防止天地板的“乌龙指”，至多发生上下2%的“乌龙指”。

原本大资金可以瞬间拉涨停，现在交易所利用制度把它切割成五段，对用电脑程序化交易的“机构”来说并无影响，他们用程序设定2%无限循环，该怎么打板还是怎么打。

然而对不方便依靠“工具”的“散户”来说是欠公正，我指的散户是广义的，包括上班属，退休老人（目前已占三分之一，到2030年中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比重将更大），退休老人炒股是老有所乐的一部份。散户炒股往往有一种“吊篮子”的做法，早早的就挂单守株待兔，上班属也这样，难道你让上班族一边手拿计算器，一边盯着屏幕下单吗？

制定交易规则的最大公约数是流动性，流动性是股市的生命，是对谁多公平的流动性。

举个股市早期的案例，1991年上交所开张不久，上海股市一路高涨，交易所尉文渊立即采取措施，将实行了一周的5%涨跌幅修改为1%，后又改为0.5%，失去流动性后反而“温水煮青蛙”天天涨停，后又恢复到1%，同时为了防止很少的股票交易量影响股市价格，上交所开始在1%的涨跌停规则上增加了3‰的流量控制，也就是说每天的交易量必须达到3‰以上，第二天才可以在昨天涨跌的收盘价上委托，否则第二天的基价必须回到上前一天收盘价，也就是说每天的涨停价是一样的。这种依据“流量”看似有道理，实际后果是大盘股电真空天天张停，绩优股“豫园”不仅原地踏步踏，而且连续好多天出现了“零交易量”的死市，因为惜售，“豫园”失去了流动性。客户们纷纷找到我，要我去找尉文渊谈，无奈之下我决定开始组织流量，动员一些持有〝豫园”股票较多的客户，拿出部分股票抛售，有的拿出3股，有的拿5股，有的拿出10股，凑满40股（面值100×40=现在的4000股）一起抛，当然组织不到40股就不抛的，以满足3‰流量的底线，结果当屏幕显示成交量40股时，大厅内齐声鼓掌欢呼，因为明天能来一个涨停板了，经过多次组织的抛售，使股价达到了自愿卖出的心理价位，交投开始活跃，“豫园”恢复了流动性。

回想到以上的案例，我以为过细的管制没有必要，尤其要考虑到对上班属对老人及散户们公平性。

首先很高兴看监管部门在注册制下对禁止、限制、允许和支持上市的类别进行了划线，并开出了十几个行业的“负面清单”，这是极大的利好，是将有限的上市资源用在了刀口上，我双手点赞。

但对于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业务的上市留了个口子，经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上市，就可以申报。在此向行业主管部门大声疾呼：不仅不能再批准同意上市，而且对已上市的，和未上市的要加快并购，以化解金融风险。

我早在从2016年、2017年、2018年直至2019年6月1日在公众号上发表了《对中国股市供给则结构性改革的30条建议》的文章，现归纳后一并发出：

1、银行：银行早就不应该再上市了。

如果说60年前交通不发达，网点少，信息不对称，开办信用社合情合理，然而现在交通如此发达，网上支付占了很大的比重（打个过分的比方：一部手机就是一个网点），大银行网点已渗透到各个角落还有必要新批“社区银行”吗，还要让它上市吗?小银行显然资本金不足，普遍存在经营风险不可控，2008年金融风暴时美国数千家“社区银行”出现倒闭潮，现在美国关停并购银行已达到了80%以上，我认为中国银行业不应该再上市，不应该继续挤占上市资源，中小银行赶快合并，江苏十家已上市银行和还有很多未上市银行合并成一家新的上市银行，上海的三家上市银行也应该合并。

2、全国证券公司有上百家，已经上市的券商有42家，市值占整个股票市场市值的5%，有必要吗？有些券商的设立，是因为交易中心关掉了，给了一个牌照，本来只做经纪业务的，却不断扩大招聘人员，搞成综合券商。

中国需要那么多证券公司吗？需要上百个证券研究所吗？需要那么多首席经济学家吗？需要浩浩荡荡的分析师队伍吗？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以前的券商还有地缘优势，为地区服务，而现在大多数投资者都是网上交易，券商都是同质化的竞争，裁减人员已势在必行。所以证券公司应该限制上市。已经上市的也应该尽量合并，合并后证券公司肯定会降低运营成本，交易佣金降低也大有空间。

3、保险业也不应该再上市了。

中国主要的龙头保险公司都已经上市，包括在香港上市，建议搞好存量的保险公司和收购小型的保险公司，应限制小的保险公司单独上市，同时再也不要审批以各种名目新设的保险公司。

4、限制股指期货的放开，改为全面放开个股的融资融券，包括个股的做多做空的合约。

现在股指期货和我们股票的实盘交易在很多方面是不相匹配的，在不匹配的情况下更不能放开。

股指期货，理论上助涨助跌是对等的，但实际上助跌是主要的，助涨是次要的。

原中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2018年写过文章，用大量数据说明了2015年股灾和股指期货密不可分。本人在2016年也写过关于期指交易的问题。提出应该在单一的点对点的个股上，采取做多和做空的合约，如果这个股票价格脱离了实际价值，你融券做空，而不是500个股票都做空，明明这个股票非常好，但因为是期指交易，把它标配在里面了，聂庆平同时提出了美国股指期货起步阶段就是点对点的个股合约。

要将储蓄资金转到股市上来，有二个因素，一是股市的赚钱效应，二是无风险收益的降低，包括储蓄利率的降低。

本人举个案例：

1996年1月，我在上证报发了一篇《高利率是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根源》提出了：一、要取销保值贴补，二、要大幅降息，三、要对储蓄存款征税，结果当年4月1日起取消保值贴补，5月1日起第一次降息，3年后对存款利息征税，从当年5月1日开始第一次降息，前后5年连续降了7次利率， 从10.98%，一口气降至1.98%，降了900个基点，再加上二次相对降息……取消保值贴补……征利息税 ，无风险收益大幅下降，股指从512点涨到2245点，涨了4倍，发文的背景是1995年11月当时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助理潘福祥（现为一家公募基金董事长）为上层领导要搞好股市听取有什么招，在我君安上海总部开了个座谈会，我发了个言，结果有人笑我，负存款利率何来降息？我偏偏又写成文章发表，当然上证报社总编一开始也不让发，同样的“理论”，是栏目主编帮忙让我改了又改才发出来。我的文章也在君安证券的《君安研究》发表后送达高层。

在此再次提出了适时降息。

房贷占银行全部贷款的40%，商品房的抵押贷款是优质贷款，而房贷的利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建议将首套房的贷款利率降至低息优惠贷款，以减轻房贷的压力和释放房贷者敢于消费的空间。

结论：

启动股市是提振消费拉动内需最立竿见影的事倍功半的选项，是中国资产（包括香港市场）公允价估值的提升，也是吸引国际投资人的窗口，更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组成部分。

期盼股市火、消费旺、内需活、经济强的全面复苏之路的到来

（来源：荣兴下午茶 谢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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